小伙伴们在准备事迹材料的过程中务必要强调段落层次分明，一份优秀的事迹是能给大家带来Judaism的感染力的，以下是文笔巴巴小编精心为您推荐的于敏的事迹材料7篇，供大家参考。
于敏的事迹材料篇1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生，2019年1月去世，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2019年1月16日，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院士，在北京因病去世。据了解，于敏院士已经病了许久，一直住在医院，此前曾下过几次病危通知。这一次，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
“国之栋梁”“共和国的英雄”“中国人的脊梁”……网友们在缅怀与致敬里，又一次回顾起这位科学家默默无闻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于敏，这个曾经被秘密封存了28年的名字，如今成了某种精神的代名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院士生前的一次自白。但在今天，当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它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丰碑。
惊闻于敏院士逝世，与其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杜祥琬院士悲痛万分。但在悲痛之中，他表达了一种希望：“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于敏的事迹材料篇2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借鉴，中国的氢弹研究是彻底白手起家。因于敏的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百日会战”：跪在地上做研究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
1965年9—11月，上海。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氢弹成功爆炸，他回去就睡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为了真理，他曾拍案而起：
于敏的事迹材料篇3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一切从头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来的问题，仅有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深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于敏的事迹材料篇4
于敏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他淡泊名利，甘做无名英雄，默默铸造国防基石数十载。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是指氢弹。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研工作。时年34岁的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任务，服从分配，并开始了自己隐姓埋名、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涯。于敏在回忆自己“转行”的心路历程时说到，“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从1961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讨，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60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1965年1月，于敏率领的“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之后，于敏带领团队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为我国核武器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7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国务院授予于敏“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隐姓埋名20余年的于敏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与其他4位劳动模范不同的是，他除了“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头衔外，没有任何事迹介绍。与“沉默无声”的事业一样，于敏毕生都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从事氢弹研究数十年，连他的夫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直到解密后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的事迹材料篇5
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318项成果、8位科技专家和1个外国组织获得表彰。创新，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秉性和发展进步的动力，奖励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就是奖励创新，就是表明我国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要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心。而作为与创新驱动一脉相承的重要工作，知识产权在历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获奖人和获奖项目中均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从本期起，本报将从多个角度对今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的创新和知识产权故事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也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更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他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对中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1月9日，他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接受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就是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
自主创新的“国产专家”
对于于敏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但是，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我国成功爆炸氢弹，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在我国氢弹原理的探索中，正是于敏组织领导的攻关组，首先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提出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设计方案。他也是和邓稼先、钱学森等共同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人。
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市)一个普通职员的家庭，年幼时凭借聪慧勤奋，考进了北京大学。像所有有抱负的莘莘学子一样，于敏在大学里像海洋一样吸收知识，也从此踏上了他人生的物理之路。和氢弹结缘是在1961年，当时于敏和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正处于有可能取得重大成果的关键阶段，组织却决定让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原子弹和氢弹在技术原理上并不相同，另一方面国际上核大国对氢弹的研究绝对保密，没有任何公开资料。但是于敏没有犹豫，怀揣着自主创新的精神，在那样一个技术封锁、信息封闭的年代，毅然挑起这一重任。当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访期间，年轻的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国产土专家”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护卫和平的“氢弹之父”
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核武器研发。“我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认为核武器最好被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于敏说，我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技术路线也和国外不同，我国只是运用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打破国外核技术垄断，在核武器多样化上并没有过多追求。
在我国氢弹原理突破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上，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于敏对原子核理论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把原子核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即实验现象和规律、唯象理论和理论基础。
在此之后，于敏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对我国核武器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时间，正是依靠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和封锁的理念和魄力，于敏与诸多科学家共同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在谈到于敏时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留学英国、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则认为：“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于敏坚信，当全球战略多极化发展，只有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在核心领域有所突破，掌握自主的核心技术，才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
于敏的事迹材料篇6
“我自幼对民族所受欺压有切肤之痛,为了祖国的安全,我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于敏
他，叫做于敏，河北宁河人。
你认识他吗?或许你听说过，也可能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位。但你肯定知道在1967年，我国引爆了第一颗氢弹。而这颗氢弹的理论，就是由他带领着一批科技人员，从零开始研究出来的。
于敏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氢弹研究员，他是转岗特批的。一开始，他并不是被他的同事们完全认可。有一次，会议正开到一半，于敏突然起身，把手上的东西往旁人手里一塞，就直奔食堂。自然冷嘲热讽随之而来：“他打的不是饭，是算盘”，但是他也管不上那些声音，还有事没事拿一些干萝卜条。国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粮食紧缺，同事批评他说，不应该占国家资源的便宜。
但于敏没听见同事的话，他晕倒了。
原来，于敏有十二指肠溃疡，只要肚子空下来，就必须吃东西缓解。
一段时间后，于敏出院，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拉开抽屉，却发现抽屉里都是同事省下来给他的食物。
氢弹研究的过程和一帆风顺可以说是完全不沾边——进度很慢。于是组织就派了人过来责问。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进度慢，到底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那是不是你们积极性出了问题呢!”
于敏猛然拍桌，他的话犹如惊雷在死寂之中炸响：“科学的事情，只有科学的问题!”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于敏也曾自己给自己鼓劲“什么叫快，什么叫慢，步子你迈的不扎实，你跑得再快，你，你只会摔跟头。”
在确信理论模型正确的那一天，于敏他好像很平静，就算宝贵的机器一开始出了问题，他也只是说，重启，咱们都等了一百多天了，也不差这一会儿。
但是，当模型正确的信息从机器的数据中显示出来的时候，他却不那么平静了。“再算一遍。”
一遍，又一遍。机器的数据无言的证实了他们的成功。整个研究室都欢呼起来，在这欢呼声中，于敏却失力倒了下来。在这时，他的心里只有一句话——成功了。
如果说李延年是“晴天响雷敲金鼓”，那于敏就是“于无声处响惊雷”。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氢弹功勋于敏，山河永远铭记你!
于敏的事迹材料篇7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砺就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世界;一个名字，隐形近30载。
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终成一番大业。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9月17日，于敏的荣誉簿上又添重要一笔——“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生前面对荣誉，于敏始终淡然处之，他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干着惊天的事业，名字却“隐形”长达28年。
肩负重任，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
“55年前，我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后进入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接触到于敏，从核武器到激光研究，我和他一直密切配合，并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告诉记者，于敏比自己大12岁，理论部有一个传统，都不称官衔，当时大家叫于敏“老于”。
杜祥琬说，非宁静无以致远，是老于生前特别喜欢的格言，也是他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1961年1月，于敏迎来人生中一次重要转型——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在杜祥琬看来，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这次转型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务，从此名字“隐形”长达28年。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于敏对此颇多感触。“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
培养的唯一博士蓝可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她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百日会战，形成氢弹设计方案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于敏虽然基础理论雄厚、知识面宽，但对系统复杂的氢弹仍然陌生。
1965年9月底，于敏带领理论部几十位同志一起去上海华东计算所做计算物理实验，计算哪一个氢弹原理是可行的，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
核武器的结构有很多层，各种材料爆炸以后，每一个时间点、空间点上，都有它的温度、速度、压力、加速度等物理量。于敏突然发现，某个量从某个点开始突然不正常了。大家马上去查原因。杜祥琬去查方程、参数，没有发现错误;做计算数学、编程序的人去查原因，也没发现错误。最后检查发现，原来一个加法器的原件坏了，换掉这个晶体管，物理量马上就正常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敏高人一筹的地方，就是对物理规律理解得非常透彻。他总是那个能踢出临门一脚的人。”杜祥琬说，“尽管老于不愿称呼自己为‘氢弹之父’，但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他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终，于敏挑出了3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并且剥茧抽丝，让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和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爆炸成功，创下最短研究周期纪录
于敏从事的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他每餐只能吃下一二两米饭。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卷起沙尘，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戈壁滩。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他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长长地舒了口气。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氢弹爆炸成功，我国仅用时26个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这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是一记漂亮的反击。
敏锐严谨，让核武器科研少走弯路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于敏承担的全是体现国家意志的科研任务，不能有丝毫的疏漏和马虎。
“他多次说，要防止‘落入悬崖(指风险区)’，防止功亏一篑。”杜祥琬说，老于的治学作风极为严谨，这不仅是科学家的一个基本素质，也源于他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尺寸重量较大，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核装置还必须提高威力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难度大大增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种种原因，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科技骨干相继调离，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核武器初级和次级原理，发挥两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决策、把关。
干着第一代，看着第二代，想着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对核武器发展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1/25。
“我国仅用45次试验就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功劳应归于老于。”与于敏共事过的郑绍唐老人说，核试验用的材料比金子还贵，每次核试验耗资巨大，万一失败，团队要好几年才能缓过劲来。老于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是在计算机上做模拟试验，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杜祥琬至今保留着1992年的一份谈话记录。“当时我起草了一份事关重大的‘决策建议’初稿，送老于阅改，他对其中几个不确切的提法，一一作了修改，并说明了修改的道理。”在杜祥琬看来，对这种科学性很强、责任又很重的工作，严格和谨慎是绝对必要的。“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越来越意识到抑制学术浮躁的重要性，我没有问过于敏，但我想，他也许根本不知道‘学术浮躁’为何物。搞学术怎么可以浮躁呢，浮躁怎么可能作出真正的学术成果呢?”
会计实习心得体会最新模板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