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工作中，每个人都会接触到事迹，对发生的事迹都比较熟悉，大家怎么拟定事迹材料呢，一篇有效的事迹材料能够起到宣传典型，评选先进用用意，下面是文笔巴巴小编为您分享的潜艇兵事迹材料5篇，感谢您的参阅。
潜艇兵事迹材料篇1
时光回溯到六十年前，时任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潜艇科长的黄旭华，突然接到去北京出差的通知。走进了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联合组建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他这才知道是“天字第一号”绝密工程选中了他。当时设计组只有29人，分为船体组，以及动力、电气三个专业组。
黄旭华至今记得，报到时领导找他谈话说了三条：一是“你被选中，说明党和国家信任你”;二是“这项工作保密性强，这个工作领域进去了就出不来，即使将来万一犯了错误，也不能离开，只能留在里面打扫卫生，因为出来了就泄密了”;三是“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
黄旭华毫无犹豫。“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这与“党和国家信任你”相比，算得上什么啊?当年，他加入地下党，不就是无名英雄吗?“党和国家信任你”，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最为看重的荣誉。“当无名英雄，是小事情!”黄旭华风轻云淡地说。
1956年年底，黄旭华因公出差广州，顺道回老家海丰田墘镇三天，探望父母兄妹。此后三十年，对父母而言，黄旭华只是一个会按月给他们寄生活费的神秘的北京信箱号码。“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从此都没有联系了。此后三十年里，他们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他们。”黄旭华说。
1958年6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原子能事业三人领导小组成员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报了一份《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两天后，周恩来总理对这份绝密文件进行了批示并呈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签批后，中国的核潜艇事业正式启动。鉴于当时中苏两国的关系，最初我国曾希望核潜艇事业也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然而，无论是中方参观苏联核潜艇工程，还是请苏联提供核潜艇的技术援助等要求，都遭到了苏方的漠视和回绝，苏方还提出了“成立联合舰队”“在中国建立与苏联核潜艇通信的长波电台”等一些中国领导人认为无法接受的建议，被激怒的毛泽东留下了穿越时空的名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我们必须拥有核潜艇。我们只要还有一艘战略核潜艇潜在海底，帝国主义就不敢按下核按钮。”黄旭华说，“正是这个信念激励着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一万年太久，必须只争朝夕地完成核潜艇的研制任务。”
但是，当时中国人谁也没有见过核潜艇。之前，黄旭华虽是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的潜艇科长，但当时苏联交由我国“转造”的都是常规潜艇，而他在上海交大读造船专业时学的是民船设计。
曾有人建议，将已经引进的苏联常规潜艇中间剖开，加一个核反应堆，但后来很快发现没这么简单。“我们认为还是要从情报入手，从国外报刊资料的点点滴滴中寻找蛛丝马迹，弄清核潜艇究竟是什么。”黄旭华于是提出了他的“骑驴找马”理论:“我们没有马怎么办?那就先骑上身边的驴子找起来!核潜艇在任何国家都是绝对机密，要在文献中发现有价值的材料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说，我们找资料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
就在黄旭华他们艰难地摸索时，1960年年中，苏联突然宣布中断对中国所有的技术援助，还撤回了全部专家。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又遭受严重困难，国家进入生活困难时期，伙食很差，一个人一个月也只有1斤肉、3两油。大多数科研人员因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而每个人的办公费才8分钱。但即便如此，留下来的科研人员依然“不改其志”，啃着咸菜窝窝头搞科研。
1965年的春天，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第11次中央专委会议，正式批准核潜艇研制重新列入国家计划。中央决定成立719所，黄旭华和尤子平担任副总工程师。而719所正与核潜艇总体建造厂隔山而居。
潜艇兵事迹材料篇2
1958年，我国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那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当初考虑的措施之一。1959年，苏联提出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对中国施加压力。_听后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又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
30多年中，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黄旭华搞核潜艇，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
核潜艇是集核电站、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从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一步一步开始的。
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后来他把家安在了小岛上。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1964年，黄旭华终于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黄旭华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为国防事业、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潜艇兵事迹材料篇3
彭士禄，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是革命先烈彭湃的次子。作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彭士禄主持了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参加指挥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改革开放后，他负责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引进、总体设计和前期工作，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秦山核电站二期，为我国核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
3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核动力专家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彭士禄的病房中始终挂着一顶海军军帽，帽子上绣着中国的核潜艇。几个月前过生日那天，他的病房里摆放的也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模型。核潜艇、核事业，是彭士禄一生的牵挂。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被徐徐推向大海。艇上有4.6万个零部件，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制。至此，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核潜艇技术极为复杂，全艇设备、仪器仪表等多达2600多项，近5万台件，电缆总长近百千米，管道总长30余千米。作为核潜艇心脏的动力装置，反应堆的研制更是难上加难。
当时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所有人，谁都没见过真正的核潜艇到底长什么样。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工作?彭士禄说：“我们这批人有学化工的，有学电的、仪表的，我们大多数人不懂核，搞核潜艇全靠4个字——‘自教自学’。”
没有资料、图纸、设备，没见过实物……彭士禄带领科研人员用简陋的计算工具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建立起中国核动力装置主要参数的计算方法，并最终确定了100多个参数。有时为了验证一个参数，科研人员没日没夜地“三班倒”，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把计算尺，连续算上好几天。有的人手臂摇肿了，有的人手心磨起泡，仍然坚持摇下去，直到验证准确为止。
彭士禄主持了核动力装置的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攻克了诸多重大技术关键——不到3年，就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基本设计方案;仅用不到6年，我国建造的1∶1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实现满功率运行。
“他能从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桨!”如今，82岁的热功专家黄士鉴回忆起与彭士禄共事的经历，做出这样的评价。那时的彭士禄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一生也离不开核事业!”
潜艇兵事迹材料篇4
核潜艇是大国重器，于无声处壮国威;核电则是战略性高科技产业，事关国计民生。和平运用核能，将核能服务于社会，是彭士禄的毕生心愿。他曾说，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中国发展核电，究竟该走哪种技术路线?上世纪70年代，熔盐堆方案和压水堆方案如何取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经过科学论证和调研，彭士禄力排众议，提出应采用国际上技术成熟的压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国刚建成的陆上模式堆技术经验及其工业配套设施，容量可暂定为30万千瓦。
压水堆方案很快得到认可。这一方案也为我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国核电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回顾彭士禄的一生，像这样“敢于拍板”的事例不胜枚举。“时间很紧，总要有人拍板，不能无休无止地讨论呀!”彭士禄曾对其他科研人员说，“做实验用数据说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虽然经常“拍板”，但工作中的彭士禄却丝毫没有领导的“架子”。他曾说：“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人总不完美，对事物总有几分模糊。这时就要不耻下问、调查研究、收集信息，通过试验等来搞清楚。”
1983年，彭士禄被任命为我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核电秦山联营公司董事长，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几十年来，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从自主成功研制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到建设秦山、大亚湾等一批先进核电站，再到自主研发三代核电“华龙一号”……以彭士禄为代表的核工业人，用自己的韶华与汗水，赋予国家自立、民族自强以无穷的力量。
潜艇兵事迹材料篇5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创始人之一。原籍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玉湖镇新寮村，1924年2月2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田墘镇。194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先后从事过民用船舶和军用舰艇的研究设计工作，1958年开始参与并领导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先后出任第一代核潜艇副总设计师、第二任总设计师，历任中船重工集团公司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曾先后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国防科工委二等奖。他参与完成的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获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导弹核潜艇研制获1996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4年1月当选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 2017年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深海同舟”
1958年，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元年。就在那一年，34岁的黄旭华奉命进京，参加“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工作。这六十年，这一个甲子的时光，只够黄旭华做一件事：为国家设计最好的核潜艇。
30年前的4月20日，中国核潜艇首次出海执行深潜任务。
“300米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核潜艇研制的世界水平，美国和苏联研制的核潜艇深度大都在这个深度上下。”黄旭华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海军尚以近海防御战略为主，那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主要的对手是谁?只能是来犯的敌水面舰艇及水下潜艇，甚至是来犯的敌战略核潜艇。来犯者潜多深，防御者也必须潜多深。“虽然当年我们的科研力量和工业水平在今天回首看去都还是刚刚起步，但我们制定的第一代核潜艇设计目标并不低。”黄旭华告诉记者。
客观地说，我国在六十年前要研制核潜艇，不仅当时国家尚不具备基本的工业制造基础，而且毫无研制核潜艇的科研技术储备。而这个雄心，仅源自一个不能落后挨打、再被帝国主义侵略欺辱的民族梦想!
“1988年我们进行了首次深潜，但我们不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想起来深潜的，早在我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研制初期就有了深潜的目标。”黄旭华说，“我们设计时就提出，我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401’艇应该既是试验艇，又是战斗艇。”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下水时，艇上核燃料尚未安装就绪。“核潜艇下水后，首先要进行系泊、设备联调、启堆，完成系泊试验。系泊试验成功了，核潜艇才能出海，进行航行试验。航行试验的主要内容是核动力堆的性能以及核动力和应急动力的转换试验，以及潜艇的操纵、导航、声呐、武器等各个系统和噪音测试试验，等等。”黄旭华说，“‘401’艇下水以后，我们所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核潜艇总体建造厂和潜艇部队解决试航、试验中发现的一切问题，提出不断完善的方案，力争尽快完成该型核潜艇的设计定型，使我们的核潜艇尽早形成战斗力。”
“我们三方经过4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将近600次的核堆启堆、提升功率、发电、主机试车等系泊试验;以及20多次、累计6000余海里的出海航行，完成了水上、水下高速巡航200多次，不断优化设计，终于在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将‘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黄旭华清楚地记得，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的命令，首任艇长杨玺亲手升起的“八一”军旗，在碧海晴空中迎风招展。被命名为“长征一号”的“401”艇缓缓地驶离军港码头，在众人的注目礼中，潜入波涛之中。人民海军由此跨进了“核时代”。
“‘401’艇解决了中国‘有没有’核潜艇的问题。黄旭华说，“我们在后续的‘402’‘403’艇上又不断改进。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404’艇终于可以向‘极限深潜’这个目标冲刺了。”
时任“404”艇副艇长、退休前为海军某潜艇基地副司令员的薛法玉告诉记者：黄旭华的工作非常严细。“在深潜前的准备工作中，他要求把核潜艇的主要设备，如通海阀门、蒸汽管等八大系统的关键部位都挂上牌子，写清楚这个设备正常情况下应该怎样、应急情况下如何处置，海军艇员是谁在操作，719所是谁在监控保驾，核潜艇总体建造厂是哪位师傅负责维修，都一目了然。”但是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周全，大家的精神压力也就越大。
“404”艇艇长王福山请黄旭华去帮助做艇员思想工作，缓解一下过分紧张的情绪。上艇后，黄旭华也感觉到气氛有点沉重。他当即对艇长说:“作为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它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
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亲自参与深潜!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总设计师的职责里也没有这一项。很多领导得知后，都劝年已64岁的黄旭华不要亲自参加深潜了。
黄旭华坚持这么做。他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是，我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了我现在认知水平之外的问题;而且，万一还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
中国人有句形象地表达“生死与共”的成语，叫作“风雨同舟”。黄旭华的深潜，是现代版的“风雨同舟”，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别紧张，兄弟，咱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和你“深海同舟”!
“404”艇和后续艇，成为我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定型艇。从此，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成了719所的“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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